知乎用户，在野武将 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果我们缺少有关的知识，就会在自己的成见里打转，而对讨论本身没有助益。 简单说，我们平时说的语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在没有加以反思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汉语就是铁板一块，就只有一套规则。其实不是这样的。稍稍想一想，我们就会留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不同的地方有方言，各个方言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比如，广东话里会说，“你叫蔑名啊？”外来的人如果不理解广东的语音，就会觉得很反感，你说什么，“我叫蔑名？这是不是在蔑视我呀……”了解了以后就会知道，mie，其实是 me ye 的缩合，我们也可以写成乜嘢，就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什么”。 不光不同的地域有自己的说话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我们就叫做社会方言（sociolect）。虽然说界定起来会比方言更困难一些，但其实也不难理解。比如码头的工人之间就有自己的行话，纱厂工人就不一定能明白了。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也有自己喜欢的词汇，来标记自己的身份。再细分一些，就像普鲁斯特说的，某位夫人主持的沙龙，也会用特定的方式来使用一些词汇，评价特别的作品。再比如，网络用语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方言。我最近知道，如果某人说，“我方了”，就是说我开始慌了。我们不能按照其他的语言习惯来解释。周易说圆而神，方以知。照这种解读，“我方了”，就是说我有智慧了，那完全误解了这种网络用语。 所以说，一个词的语义，要在它自身的社会方言中去理解，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是望文生义了。 学术世界、知识世界有自己的社会方言。先生是对德高望重的人的尊称，这是不分性别的。钱锺书先生、季羡林先生、裘锡圭先生，都称先生，这是尊称；杨绛先生、叶嘉莹先生、屠呦呦先生，这也是尊称。为什么要这样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历史渊源，但也有现下的需要。这是因为语言是为了标记差别的。知识界大家都是教授了，张三是教授，李四也是教授，那最德高望重的人怎么称呼呢？就返规于朴了，就称为先生——就像小时候学堂里的先生，我们的老师，大家在他或她的面前都是小小学生了。所以人无分男女，都是表达特别的尊敬，因为寻常的教授所长之类，已经无法表达这种尊敬。 要之，当我们称屠呦呦为先生的时候，其实就在使用知识界一以贯之的社会方言。这并不是因为一小圈人要复兴民国的习惯，而是说，在知识世界里一直都是这样讲的。 有的人会说，先生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比如去个餐馆，随便一个男的，服务员都会说，“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么？”这其实是另一种社会方言，是一种服务业的敬称。这就好比用普通话的蔑来强行解释广东话的乜，周易的方来强行阐释网络语言的方。都是很荒谬的做法。再举一个例子，德语 Sein 是存在的意思很正经，法语 sein 就可以是胸的意思（其实主要还是胸有成竹的胸）；两者并行不悖。我们不能因为法语的 sein 让人有那样的联想，就反对德语里 Sein 的拼法。这里虽然是两种语言了，但道理是一样的。服务行业和知识界，各自有各自的习惯。我们拿服务业的习惯，来理解知识界说的“先生”，这就是用错字典了——就是搞错了。 现在媒体报道的时候，把屠呦呦称为先生，我们可以批评说，这里确实有附庸风雅的嫌疑。就好比我们在普通话里突然说：“你叫蔑名字？”普通人不了解这是广东话的典故，自然会愣一下，然后觉得这是一种冒犯。现在，有些女权主义者的感受，也是和这相仿的。所以公共的媒体还是尊重一般人的习惯为好，称屠呦呦为教授或女士，这样不至于冒犯到一般人的语言直觉——毕竟，知识界只是一个小圈子。而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来自各个社会阶层都涌现了不少女权主义者——口头上的，或真有行动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的，或者不愿意的，诸如此类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打个比方，如果共产主义者都是彬彬有礼、理性渊博的，那说明现下追求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还停留在知识界、精英阶层的规划与想象，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相反，真的有流氓无产阶级出了，那说明许多进步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基层中去了。女权主义的展开也是相仿的。现下，随着女权主义者的多元化，有些记者把小圈子的词汇通过大众媒体广而告之，就有一些不妥当了。 但是反过来，如果对媒体抱有一丝同情，他们这样用也有一点道理。毕竟，在一个很庸俗的意义上，知识界的社会方言，相比社会一般习惯来说，我们可以说是更加上层的。社会语言学中，我们可以说，这是较高的语域 （register） ，是当地的上层方言。上层的方言的适用面总是会更广些。这就好比，如果我们穿越到了托尔斯泰的俄国，不知道说法语还是说俄语的场合，说法语总是不错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这件事情的争论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心中的一些偏见：以为自己的语感就一定有道理了；其他人如果有别一种说法，那就是民国粉、复古癖、男权癌，总之就是别人哪里出了问题了。这种预设本身就违背了理性讨论的精神。其实，有些时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一种方圆，有待自己来理解。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