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满 端午三天假结束，上班第一天，电梯里碰到了 ICU 的 H 教授，看她面露疲惫，我就问是不是假期出去玩太累了？她摇摇头，给我讲了一个 2 床的故事： 几天前，一位有哮喘病史的农民工哮喘发作，喘不上气来，就近赶往医院。都走到医院门口了，突然发生心跳骤停倒在地上。 医院保安马上把人抬到急诊，紧急抢救，心肺复苏、气管切开，心跳和各个脏器功能都恢复了，但大脑死亡，变成了植物人。 家属赶到北京，悲痛之后冷静下来，决定拔掉呼吸机，让患者平静地离开。 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相信学医的同仁们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器官移植。 是的，曾经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是死刑犯，而在 2015 年我国全面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后，我国的器官来源和欧美国家一样，变成了三个： 亲体活体器官供体； DBD：donor of brain death，脑死亡供体； DCD: donor of cardiac death，心脏死亡供体。 这样显得很冷血，人还没走，医生已经开始盘算起他的器官了，这跟守在奄奄一息的孩子身边等待吃腐肉的秃鹫有什么区别？ 普通人尚且会这么想，即将失去亲人的患者家属自然更不能接受。所以，即使医生病房里正住着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医生也不会自己去请求家属捐献器官，这件事通常由受过训练的红十字会专业人员来做。 不过，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者为农民工的家属在病房附近接触到了 DBD/DCD 供体肝移植的宣传材料，商量之后，在端午节放假的前一天，来到我院肝胆外科，主动要求捐献器官。手术定在端午节当天。 即使是在这家综合大型三甲医院，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医生们也都燃起了斗志，很多人自愿放弃了小长假的休息，决定加入这场战役。 之所以把它叫做战役，是因为移植远远不止一场手术这么简单，仅仅是一台肝移植，就需要六个团队协同作战： A 组：从家属做出捐献决定开始，这组人马就马上开始启动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手续、评估供体器官功能、确定潜在受体。这个工程要耗时一天。 B 组：在端午节当天早上开始，手术切取供体器官。操作结束后，全体医护人员面对整理好的遗体在手术室进行默哀仪式。 C 组：对受体——40 多岁的肝癌、乙肝肝硬化患者——进行全肝切除手术。 D 组：C 组手术的同时，在一个冰水浸泡的操作台上修肝。取肝时，为了缩短热缺血时间，操作速度往往是很快的，而如果想让供体的各个管道系统和受体完全匹配，必须在合适的环境进行精细的“修饰”。 E 组：这是最重要的一组，负责把修饰好的供肝移植到受体体内，包括肝静脉吻合、门脉吻合、动脉吻合、胆道吻合等等精细的操作。 F 组：术后受体进入 ICU，进行密切监护治疗。这对于刚刚经历如此大手术的患者，至关重要。 这仅仅是肝移植的流程，而这位农民工一共捐献了两个角膜、两个肾脏、一个肝脏。 术后第二天，肝脏的受体患者拔除了气管插管；第三天，少量进水；第四天我上班后听到这个故事，跑去看这位患者，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睡着了，监护仪显示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当天晚上，我就打开电脑写这个故事到深夜。看着窗外大雨将至的夜景，略有所想： 首先，我看到了每一位同事的热血。平时我们一起聊天，除了业务外，主要是抱怨和无奈：苦、累、工资低、医患关系紧张、没时间陪老婆孩子。但今天我和参与这次移植的同事聊起来这件事，他们每个人眼睛里都闪着光。 还有护士，端午节当天，我刷朋友圈，满屏的粽子里有一位护士发了这样一句话：“端午节值班，临时待命……在这个处处说端午安康的日子里，我觉得捐献者和我们都做了很有意义的事，越来越喜欢越来越珍惜这样有意义的日子和这样为安康奉献的集体！”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她也在为自己参与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而自豪。 原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和我一样住了一个中二少年。 当然，最最重要的，一切故事的前提，还是这位捐献了自己器官的农民工。 在中国，每年有约 30 万患者等待着器官移植，而 2015 年全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 1 万余例。更多的人在等待中失去了生命。 这位农民工和他的家庭，这一生中得到的东西，真的不算多。但他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端午节，用 5 个器官，让 5 个人获得了新生，5 个家庭重燃了希望。他付出的比常人多了太多。 我无意说教，我也无意为“秃鹫”的指责辩解。失去至亲的人，有一万个理由选择不捐献器官，无可指责。但是，就像手术室里为供体鞠躬默哀的同事一样，我在心里也会为那些愿意捐献器官的人鞠上一躬。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