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在摄影展看到一幅广场舞的作品，我、摄影师、大妈之间是什么关系？ Timothy Wang 普利策摄影奖作为新闻和摄影的最高荣誉，呈现给大众的，是一系列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景象。这些景象往往是以某一社会部分的成员行为为核心展开的肖像、周遭环境和景观。 既然是以行为为核心，所以摄影者、被摄者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均建立在“行为”之上。 作为摄影者，按下快门的动机往往是“刺点”，即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另摄影者感到怪异或者突兀的行为。人的行为可能看起来怪异，细小的怪异可以耐人寻味（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巨大的怪异则令人感到震惊（比如偶然发现被非法拘禁的人）。每个怪异行为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促成因素和社会背景。在各种因素的长期作用中，这些行为逐渐在群体、家庭或是个人上体现出来。 摄影者通常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对这些怪异的行为进行观察与记录。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并没有直接感受到这个行为形成的过程。这就如同，一个 15 岁的少年每天都在长高，许久不见的人会觉得他突然长了好多，然而每日与少年相伴的人却没有什么感觉。也就是说，怪异行为存在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不会察觉到那种怪异。就好像，生活在城里，你很可能已经习惯了广场舞大妈的存在。然而一个在国外生活很久的人突然回到国内则会觉得广场舞的集体行为极其荒诞（其实最近回国后的真实感受是这样）。 总体来说，这种对怪异的感知其实来源于感知的对比。 为了更简单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拿广场舞大妈来做比喻。作为一个摄影者，并且是一个外来的摄影者，观察到广场舞大妈的跳舞行为是具有侵略性的，这种侵略性是指对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比如噪音，比如空间侵占等等。所以在一个快速的环境转换中摄影者对这种侵略性格外敏感，于是开始记录。而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提到摄影是具有侵略性的。于是拍摄者和被摄者就构成了双向的侵略。现实是，我在构想中试图去用一种极具侵略性的方式来拍摄这些大妈，即走近大妈，在非常近的距离对她们进行拍摄。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现，当你开始走近大妈的时候，她们就好像有一层强大的结界... 结果是发现很难靠近，也许是因为尴尬，或者是别的什么。但是当硬着头皮强行靠近的时候，大妈们则又开始闪躲镜头。 于是我们可以窥见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微妙的关系。 而观看者呢，观看者是一个复杂的构成。观看者中可能有怪异环境中的人，也有对此毫不知情的人。当摄影者把这些行为记录下来以静态图像呈现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就好像给了温水中的青蛙一面镜子，或者把温水煮青蛙这件事情直播出去。于是在影像被观看之后，就产生了反思。于是这幅摄影作品就得以完成，因为它已经具备了一个摄影作品的四个要素：内容，实质，评论和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摄影者发现了内容，被摄者组成了实质，观看者构建了评论，共同作用之后摄影作品就会产生影响。对于跳舞大妈的案例，如果摄影师用这种侵略性的手法去应对她们侵略性，产生的碰撞就会使所有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此之后大妈会意识到跳广场舞是件可能很羞耻的事情，从而停止她们的怪异行为。 所以，普利策摄影奖所呈现的作品，都是一些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格外怪异的行为，需要被矫正或者被改变的怪异行为。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