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爽，与陈词滥调斗争到底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题主真的感兴趣的话，建议去读一读李光耀的自传（《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外文出版社），里面讲述了新加坡建国之后的艰难历程和李光耀的一些治国方针，虽然描述稍嫌简略，不过尚可管窥坡国自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脉络。 新加坡自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独立的时候是个蕞尔小岛，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工业基础，传统的转口贸易日趋式微，内部有民族冲突和暴乱的威胁，而旁边还有随时可以切断新加坡供水的马来西亚和虎视眈眈的印尼。然而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不仅解决了一系列内忧外患，在经济上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变，更在东南亚甚至全世界获得了与其国力并不相称的巨大的影响力和地位。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和敬佩。而至于新加坡是如何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的，这个问题太大，真要回答起来，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做个全面的考察。我这里只结合个人的一些经验，以及两年前读的这本书的内容，谈一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几点，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实用主义（Pragmatic）的执政方针 李光耀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他既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或者思想，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也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 200 万新加坡人的生计”。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目标，才使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像很多其他的新近独立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在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很相似，两人都英明务实，不痴迷于宏大的哲学和治国观念，而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在具体的政策中灵活多变，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实际上，这两人也是惺惺相惜、神交已久的好友。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中一览无余。以英语政策为例，新加坡刚独立时，以讲闽南语和粤语的华人为主体，马来、印度族裔各自都讲自己的母语。然而李光耀为了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的需要，强行要求学校用英语教学，取缔了传统的华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李光耀因为这一政策备受批评。一般意见认为，从小接受英文教学的华族孩子，长大后会变得冷漠，缺乏勤劳、刻苦、诚敬等华人传统价值观，丢失了华人的文化传统。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坚持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在华校接受小学教育。他坚持普及英语并非出自个人好恶，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最合理、最实用的政策，因此他敢于顶着巨大的阻力，将英语政策贯彻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新加坡人大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使新加坡在接受国外直接投资、培训和教育工人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后来到了 80 年代，当新加坡人已经相当富裕之后，行动党政府又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试图重塑华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并非是治国思想的反复无常，而是因为时移世易，新的政策在新的环境下更加合理、更加实用罢了。这种政策上的断裂性和反复性，在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和修建赌场（李光耀曾说过，要修建赌场，除非“跨过我的尸体”）等方面也都有所体现。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至于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是否贻害更多，这就见仁见智了。 2. 富有远见的政策 对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许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极有远见的政策。这其中不乏有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领导人个人的远见和洞察力。新加坡刚建国时，由韩瑞生领导的经济发展局提出了几个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包括船舶维修、化学产品、电气设备与用具等，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港口服务、石油精炼和高端电子芯片产品的生产基地。同历史和区域地位类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预见性地发展起来的经济比香港自由生长的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更加合理，发展潜力似乎也更大。另外，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政策，在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解决了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保问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还能起到缓解失业压力的作用，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典范（虽然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李光耀个人的远见卓识，从他坚持建设绿化城市、花园城市就能看出来。忘了是在书中哪里提到过，他坚持在樟宜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两旁种上高大的灌木，并修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让外国的投资方、政府要员在抵达新加坡之后首先看到一个漂亮、干净、富裕的新加坡，使他们更愿意在这里投资。他也看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这样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但真能像李光耀这样早早地预见到并通过政策贯彻落实的，可谓寥寥无几。 3. 稳定的政治环境 做生意的人希望和稳定、可以预测的伙伴谈生意，这一点对国家也不例外。为了吸引投资和贸易，新加坡需要一个极其稳定的政治环境。李光耀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通过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种族政策来确保了这一点。 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新加坡拥有先天的不足：它是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又有种族冲突的先例，两旁是多少有些敌视华人的马来西亚和印尼。1964 年的种族暴乱的导火索即有一份马来报纸参与。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这离不开政府的民族混居政策、少数族群保护政策和国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对种族主义言论的打压。 在国内政治方面李光耀对稳定的追求也是不遗余力。他对于混乱有着天生的厌恶，这也许来源于他早期反殖民抗争时候的经历。他自己曾回忆说，“我在野的那四年里，认识到如果领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就如共产党人当时先后逼得马绍尔和林有福无路可走一样，政府就会有麻烦。在我担任总理的 31 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有不良企图的人只对惩罚感到害怕。当他们认为你无法对付他们时，你就经常被迫施以惩罚。”对于反对党，李光耀从来都是痛下狠手，毫不手软。他最擅长的是通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不管对方是反对党领袖还是敢于发声批评他的外国媒体。他曾经起诉反对党民主党的秘书长徐顺全诽谤，并把对方告到破产。他也曾经起诉《经济学人》报道新加坡政府裙带政治的文章涉嫌诽谤，并迫使《经济学人》在杂志上公开道歉。这样坚决的打压，使新加坡的反对党长时间不成气候，无法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构成威胁。 从长远上看，长期的一党执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好处，它使得政府能做长远的规划，并能稳健而有步骤地实施它的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他们喜欢和可预测的、守规则的政府打交道。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 善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建国——城市国家，没有资源，没有腹地，还被敌视的国家环绕。新加坡的成功没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却善于从其他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并迅速地应用到国内。新加坡刚建国时，安全防卫成为首要问题。为了组建一支可靠的军队来抵御马来西亚可能的入侵，李光耀参考当时境况相似的以色列，决定实行全民兵役制度，并聘请以色列的军官来协助训练组建国民军队。于是直到今天，新加坡跟以色列一样，反而成为了本区域的军事强国。 李光耀在另一些方面也曾向以色列取经。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后，新加坡失去了这个最大的资源产地和外销市场，当时又无法与敌对的印尼贸易，于是决定效法当时的以色列，跨越区域，直接与美国和欧洲贸易和洽谈投资。这项策略也被证明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众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也设在新加坡。 上个世纪 80 年代，李光耀又向日本的企业学习，推展生产力运动，着重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产效率。日本生产力中心为新加坡提供专家、培训奖学基金、训练材料、仪器和软件。李光耀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仿照日本的工会制度，把工会联合总会改组为产业工会，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 也许因为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从外国吸取的经验往往能够迅速地贯彻实施。这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天然优势之一。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总结几句。新加坡刚独立时只是个贫困的小岛，但它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和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其中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我一直避免把新加坡的成功称为一个“奇迹”，因为它并不是。奇迹是由超乎人类能力之上的因素所决定的，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我觉得更适合被称作一个“可复制的模式”。新加坡是如何成功的，这种成功的经验是否可以移植，这样的问题应该值得今天中国的政策规划者反复思考。 先写到这里，想到什么再补充。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