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与哪些因素有关？ 邓潇斐，动物饲养员 嫌打字麻烦直接从自己的论文里扒了一段： 安慰剂（Placebo，拉丁文，I will please）一词最早出现于 5 世纪初期，源于 St Jerome 在将圣经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把第 116 篇赞美诗的第 9 行的第 1 个单词的误译成 Placebo。到了 13 世纪，由于当时葬礼上雇佣的哭丧者经常唱诵这错译的第 9 行，于是人们开始用 placebo 来形容用于取悦他人的虚假行为[1]。1955 年，Henry Beecher[2]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强大的安慰剂》，宣称 35%的患者能从安慰剂治疗中获益，引起了公众对安慰剂效应的广泛关注。现如今对于安慰剂效应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临床试验和新药开发领域，将安慰剂控制组应用于随机对照试验，以排除心理因素对治疗手段或者药物的实际效果的影响。与此同时，安慰剂效应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心理对神经生理调节作用的重要模型，也得到了日益密切的关注。 安慰剂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以为自己吃了真的药，使得吃了假药产生了有用的效果。 这里的药可以是真药，吃的，敷的，注射的都行；也可以不是药，可以是某种治疗方案，甚至可以是某位名医生（所谓见着了名医病就好了一半了），或者是漂亮的护士之类的。 安慰剂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我能想到的有以下因素：个体差异，医患关系，先前经验，暗示。 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是病患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格上的差异，所谓人格不是品德。心理学上的人格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的以性格为主的多种心理特质的综合体。其中对安慰剂效应程度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人格特质为：乐观性、受暗示性和焦虑敏感性特质[3-5]。也有研究者简单粗暴地把人分为高安慰剂反应组和低安慰剂反应组，然后送进核磁扫个几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两种人在经历安慰剂体验的时候大脑活动有所差异，结果真给他做出来了[6]。延伸地说，有研究者发现安慰剂敏感者和非敏感者还有基因上的差异，这个文章我没看，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搜。 医患关系很好理解，医生和你关系好，你心里头就踏实啊，他说啥你都觉得他不会害你，毕竟这么熟。关于这一点也是有文献支持的，良好的医患关系也有助于患者对治疗效果形成积极正面的预期[7、8]，Keptchuk 等[9]比较了在两种医患关系下安慰剂治疗效果的差异，发现在医患关系积极融洽的情况下进行安慰剂针灸治疗的效果更好，意味着医生与患者间的治疗性互动能够影响安慰剂的效果。 先前经验就更好理解了，之前吃这个药、看这个医生、碰见这个漂亮护士治好了病，下次还是这个药、这个医生或者这个漂亮护士，那我觉得我这个病肯定也能好。此外，关于经验的来源，除了自己的，还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治疗经验获得，譬如你治感冒，你虽然没吃过这药但你见别人吃了都好得挺快，你也会对这药产生积极的预期。 关于暗示，可以分为言语暗示和非言语暗示，言语暗示容易理解，医生说“这药特好，进口的，对人无副作用，效果倍儿棒！今天吃完明天就好”这就是言语暗示。非言语暗示呢，比如医生看着你的诊断报告眉目都舒展开了，非常轻松的模样，你肯定就知道你这病问题不大。 几乎每种疾病都可以通过安慰剂缓解，目前已经知道疼痛和帕金森病背景下的安慰剂效应的神经机制，但是否每种疾病的安慰剂效应都涉及到相同的神经机制？从通路层面说，我们想知道其确切的投射机制；从神经递质上说，我们想知道介导各个疾病背景下的安慰剂效应是涉及到什么神经递质；甚至可以深入到分子水平，看长时期的对疾病的积极预期在其漫长的安慰剂效应中，是否使得身体自身针对该疾病表达了某种我们未发现的蛋白质或者治疗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总之，安慰剂效应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单纯的心理作用，其内在是有客观的神经生物基础作为支撑的。 参考文献： [1]Finniss, D. G., Kaptchuk, T. J., Miller, F., & Benedetti, F. (2010). Biological, clinical, and ethical advances of placebo effects. The Lancet, 375(9715), 686–695. [2]Beecher HK. (1955). THe powerful placeb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59(17), 1602–1606. [3]Morton D L, Watson A, El-Deredy W, et al. Reproducibility of placebo analgesia: Effect of dispositional optimism[J]. Pain, 2009, 146(1): 194-198. [4]Geers A L, Wellman J A, Fowler S L, et al. Dispositional optimism predicts placebo analgesia[J]. The Journal of Pain, 2010, 11(11): 1165-1171. [5]Geers A L, Helfer S G, Kosbab K, et al.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placebo effect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situ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placebo response[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5, 58(2): 121-127. [6]Huber A, Lui F, Porro C A. Hypnotic susceptibility modulates brain activity related to experimental placebo analgesia[J]. Pain, 2013, 154(9): 1509-1518. [7]Benedetti, F. (2013). Placebo and the New Physiology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hysicological Reviews 93, 1207–1246. [8]Klinger, R., Colloca, L., Bingel, U., and Flor, H. (2014). Placebo analgesia: Clinical applications. PAIN® 155, 1055–1058. [9]Kaptchuk T J, Kelley J M, Conboy L A, et al. Components of placebo effect: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in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 Bmj, 2008, 336(7651): 999-1003.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