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修改宪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何亮，别问太多问题 2010 年暑假，哈佛大学出钱送我去联合国实习，地点是马尔代夫。为了得到这个机会大家抢破头，不过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这也是在学生会做主席的好处，直接跟分管老师配合，提早知道了这个机会，提交第一份申请。最终自然是合格的申请人先到先得，很公平地解决了问题。 我抵达联合国驻马尔代夫办公室第二天，就被分到了UNDP（联合国开发署），开始的日子很规律，早 8 点上班，下午 3 点下班。 这联合国驻马尔代夫办公室的低矮小院： 这是我的办公室，没想到今天会回答这个问题，当时随手一拍，建筑顶部是伊斯兰教式的弧形： 原定在马尔代夫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协调周边国家对马尔代夫的援助，尤其是总统 Nasheed 提出的要把马尔代夫变成“碳中性”（Carbon neutral，意思是碳排放和总和为零）。 其实马尔代夫的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跟在波士顿生活差不多，援助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50 年后这个国家会消失，所以需要有后续的安置计划，尤其是飞机直通的科隆坡和吉隆坡，这两个地方驻扎的各国使馆成为公关的重点。 所以趁着出差去科隆坡还顺便领略了斯里兰卡风情，这是当时极少数对中国护照可以免签的国家之一，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平息没多久，我们作为联合国人员，享受荷枪实弹的武装护送： 斯里兰卡火车上好奇的小朋友，注意，这是一等座： 突然有一天，联合国在马尔代夫的当地老大 Andrew（职位叫 Resident Coordinator 意思是在驻地协调联合国旗下的各个机构，有点类似于省长管本省的财政厅、公安厅的意思）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所在的 UNDP 的直属上级 Anna 也在场： “何亮，你在哈佛学过比较政治对吧？” “对啊，这个学期刚上完的课，老师是托尼赛奇教授。” “听说过，很有名的教授。总统制和议会制在稳定程度上有什么不同？” “按照 Liphart 的研究和总结，总统制需要一系列很精巧的设计来保持稳定…#&￥%，怎么了？” “很好。我们面临着一个很紧急、严肃的突发状况。马尔代夫国内的政治冲突升级了，总统有失控的可能，最高法院也可能被强制关闭。现在的政治体制受到挑战，成为冲突和争论的焦点。联合国总部特派员一周内会到，但他们到之前就需要我们对马尔代夫宪法的修改进行介入，你最好对宪法体系有个准备，估计会用上，必要的时候要找你的教授。” 我脑袋瞬间空白了，作为天朝上民，比较政治这些也就被我当作屠龙之术，学着挺好玩，脑力游戏，从没想过会遇上现实中还真要用。 空白后紧接着是无比的兴奋，这是何等的体验，Sorry，哥要干涉别国内政了？！后来几天准备各种文件，废寝忘食地读上课时的文献。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早上，我到得比正常时间还早了近 40 分钟，想清净点集中精神赶一篇报告。突然有人敲办公室的玻璃门，抬头一看，是一个没有见过的金发美女，身材高挑，一看就是欧洲人。 我估摸着是特派员到了，一通寒暄，知道对方叫 Antje（奇怪的发音）。逐步说到了马尔代夫的事情，结果 Antje 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纸。我一看，差点晕了过去，就是我说的 Liphart 关于各种体制比较和的论文啊！Antje 幽幽来了一句，“我在飞机上把这篇论文仔细看了好几遍。” 后面就是无尽的讨论和工作，数不清的文件和备忘录，翻来覆去地论证和斡旋。 一方面我们时常要出去同当地主要的政治力量会面，比如宗教领袖、老总统的部下；小院子也开始变得车水马龙，各路人马来访寻求支持，自然是希望从联合国口中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我们任何的表态和行动都要考虑到这么几个情况： 联合国的立场，发展和中立是主线，肯定不希望搅到具体的当地力量之中； 时任总统 Nasheed 是少壮派，结束了老总统多达 30 年的极权制度，给马尔代夫带来了第一次民主选举。他之前曾被虐待、流放，大概 2008 年才回到马尔代夫掌权。所以虽然是一定程度上有进步意义的人物，但权力基础确实还不稳固，即便是当年回国推翻老总统，也有赖于一些大势力的支持。 老总统的部下依然有很强大的保守势力，希望恢复比较极权的体制，构成了反对派的主力。 宗教力量（马尔代夫是逊尼穆斯林）也是这个局面下各方都在争取的力量。 马尔代夫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民众又是刚刚接触民主选举，确实还搞不明白很多问题，中间也有很多混乱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协调各方沟通，在双方无法正常对话时进行斡旋，并提供我们的分析和建议，详细的文件不太好公布，展示一个当时的备忘录好了： 在整体的构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具体的条款，由律师去写，可以参见「纸牌屋」第一季教育法案的修改过程，很真实。不过马尔代夫的教育真心不怎样，我记得连授予硕士的能力都很有限，博士几乎没有。 其中，总体的选举和权力框架是斗争和反复的核心。总统一系自然是极力捍卫总统制，而保守力量则希望实现有更大话语权的议会制，斗争激烈时，我们的工作很多都花在会谈和沟通上了。 一天上午，正在电脑上写分析，Anna 突然进来给我说：“总统 Nasheed 临时要来，Andrew 叫我们一起去他办公室。”过去之后老大简单交代了几句，总统就到了。虽然不是奥巴马、英女王，不过别人来马尔代夫光玩，我还见了总统，想想也挺有意思。 见到总统本人后，只觉得这个其实不怎么起眼的僧伽罗人居然有那么大的恒心和毅力，被折磨、被流放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还是充满了敬佩的，难怪很多人叫他南亚曼德拉。 老大和总统简单交流了一下局势，总统很快话锋一转，“我想知道联合国或您本人目前的态度？”嗯，果然无事不登三宝殿。 “您知道，联合国的使命是 *&￥#&@￥，我们对马尔代夫在您领导下一直以来的努力和配合表示钦佩（老大果然驾轻就熟）。您肯定也知道，我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以协助和发展为主。”老大波澜不惊地回答，总统这个时候明显有些郁闷。 “不过，我们确实对现在的情况有一些分析供您参考（总统似乎眼睛亮了），下面请何亮简单做一些分析，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比较政治。”老大望向我。擦，老狐狸，这桥段提前没有商量啊，怎么踢我这来了？！我只是上了课，没有专攻比较政治啊，拜托，我攻的是教育政策和能源政策！ “总统先生，非常荣幸有机会同您交流。根据我们的分析，&￥#&#￥#……”，毕竟分析是自己做的，很快也就镇定了。 最后，我在过程中有冲动直接说“我个人认为总统制的确是现在有利于马尔代夫稳定的一个体制，相应的宪法中应该将此明确固定下来。”老大是知道我的倾向性的，所以在我快要出口时直接看着我来了一句“Thank you, Mr. He.” Duang，我只能咽回去。 总统走了大概 2 个小时后，保守势力领袖也到访了，不过反正我也不偏向他们的立场，所以很轻松地把上午的戏又演了一场，送客。 中途斗争激烈时，在首都马累还发生过小规模的打砸事件，甚至我们的工作也陷入停滞，停滞也没办法，我们反正也是临时的外人，就去闲逛、游玩和潜水好了。 没法工作的时候，下午 1 点就歇了，于是只好和同事们去钓鱼潜水： 我们同事四人，两个实习期早 2 周结束，先回美国了，剩下的澳大利亚姑娘之前在澳大利亚的高院工作过，这次在马尔代夫在最高法院实习，最后一天直接没工作了，因为最高法院被军队封锁了，她被赶了出来。 反正哈佛给的钱还没用完，预定的离开日期也还没到，就留下来跟我单独两个人玩了，乘船出海泡在一起两三天，夜里再混到喜来登的小岛上去吃喝玩乐，在夜晚的海滩上散步。 她给我看她爸爸给她发来的图片邮件：“家里树上有两只鸟在生小孩”，我给她看我妈妈在北京中山公园摆在地上帮我相亲的“信息牌”； 我恶搞她的澳大利亚口音“boat”像“bird”，她笑话中国人老说"Confucius say"。突然发现，其实这样也挺好，在一个陌生又紧张的环境当中，跟一个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你懂 冲突直到最后也没能完全解决，还是维持了总统制，但是总统 Nasheed 又在 2012 年被迫辞职下野，可见保守势力的强大。 虽然没有坚持到事情解决，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但亲身参与到这么一段能够影响一个国家走向的奇遇中，还是有种心潮澎湃的感觉，可惜是别人的国家，并没有太强烈的归属感，管他呢，马尔代夫我可是两个月玩够也发生了奇遇了的。 以后别跟哥说你去过马尔代夫。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