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的根源是什么？ Nichole，Your imperfection turns me on 讨论歧视的根源，必得先为“歧视”下个明确的定义。这个问题“偏好、偏见和歧视这三者有什么异同” 偏好、偏见和歧视这三者有什么异同？ - Andy Lee 的回答 下 Andy Lee 的回答很详细中肯。 歧视 (discrimination) 是“针对特定族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而非个人品质，给予不同的对待” (wikipedia)。主流心理学上对它的定义着重“行为”, 从而和着重“认知”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以及着重 “情绪 / 情感”的偏见 (prejudice) 区分开来。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 各种内隐态度测试如 IAT, AMP 已经发现，即便人们能有意识地纠正偏见，抑制差别性对待，以“联想” (association) 形式存在的刻板印象却几乎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而存在。又或者，即便人怀有偏见和刻板印象，他们未必会把它们付诸实行。 所以，当我们讨论歧视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为什么人会仅仅由于他人的族群身份而进行差别性行为反应？ 这篇答案中讨论心理学中一些主流的看法，但并不能完全覆盖歧视的根源，希望大神补充。 自我归类 (self categorisation) 首先由定义出发，歧视的形成绕不过人以群分的过程，而这实际上为自我归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本族成员和他族成员区分开来，赋予了自己一个以族群为基础的社会身份 (social identity)，并将社会身份纳入自我概念当中。这样的归类行为无所不在，并因不同的情景、在场人员采取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比如女人、年轻人，或中国人。 Tajfel et al. (1973) 认为，最最基本的归类行为足以造成歧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自尊。人们有普遍的保持自尊的需求，实现自尊的其中一个方式便是将本人所属的族群和他人族群作比较，提高我族，贬低他族。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简群体设置 (minimum group paradigm)。当 Billig & Tajfel （1973）把互不相识的男孩随机分成两组并让他们分配奖赏，男孩们普遍倾向于奖赏给本组成员，而非他组。尽管他们根本不认识本组或他组成员，也并没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却因最基本的分组而对他人进行了差别对待。 事实上，由基本的归类分组而产生的歧视在社会中的例子比比皆是。相比于归为我族的陌生人，人们普遍对属于不同种族、国家、政治或社会族群的陌生人抱有更少的共情心 (empathy bias)。甚至，我们会不自觉地因他族的不幸而幸灾乐祸 (Schadenfreude)，对他族的成就感到失落 (Gluckschemerz)。 Levine et al. (2005) 在曼彻斯特足球粉丝中做了个实验。他们让一个陌生人假装扭伤了脚，痛苦地大叫。当这个人穿着曼城球迷的衣服时，90% 以上的曼城球迷伸出了援手。但当此人身着利物浦球迷的衣服，70％ 的曼城球迷选择了视而不见。 仅仅你不属于我族，我对你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喜闻乐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纳粹德国与犹太人的对立。 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你可以同时是女生，羽毛球俱乐部成员，武汉大学学生。当你遇到一个武汉大学的男生，你可以因相同的大学将他视为内群，也可以因为性别不同视为外群。基于灵活的分类，可能产生的歧视行为也会改变。当犹太人的身份被强调时，犹太人对于德国人表现出强烈的集体罪恶的指责，但当他们作为人类这样的广义社会身份被唤醒时，德国人由“外群”变成了“内群”, 犹太人表现出了更多原谅德国人的意愿 (Wohl et al., 2005)。 非人化 (dehumanisation) 歧视其中一个表现形式为排外，本地人排挤外地人，国人排挤移民，熙熙攘攘。然而，排外最极端的形式，是不把人视为人看待。dehumanisation 被视为群际暴力的主要组成因素。因为不把他族当人，所以对人类实行的道德标准、考虑在他处不适用，所以任何无视、伤害甚至杀戮都可以发生而不被视为罪恶，所以纳粹声称犹太人是老鼠，所以恐怖主义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鼓吹警察是猪。 Goff et al. (2008) 发现在美国，人们隐性地将黑人联想为黑猩猩（从而不视作人）。他们做了一个真实的犯罪纪录的调查，翻阅统计了过往 20 年关于达到死罪标准的罪犯的新闻，发现在新闻中被执行死罪的黑人罪犯，和同样被执行死罪的白人相比，更普遍地被猩猩、野兽、畜生这样的词形容。在黑人罪犯之中，越被新闻描写为非人、畜生，被执行死刑的几率越高。 非人化的根深蒂固甚至影响了大脑活动。内侧前额皮层（mPFC) 在了解他人意图 (theory of mind) 和任何与人有关的思想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Harris & Fiske (2006) 给被试看不同社会群体的照片，同时用 fMRI 实时观测他们大脑反应。当被试看到被社会严重歧视的群体的照片时（如流浪汉和吸毒者），内侧前额皮层没有明显活跃迹象－－也就是说，差别对待不仅体现在了行为上，甚至在神经层面上，不把这个群体当做人来进行道德思考。 机械化和物化也可以将人性从一个人身上剥离。冷血，缺乏自我，严肃，死板的人（商人，东亚人）通常和“机械”联系在一起，Bain et al. (2009)发现澳大利亚人把中国人的面孔更多地和机器相关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更少地和有人情味的词联系在一起。 物化通常发生在性的范畴里，Cikara et al. (2009) 给男人看半裸和衣冠整齐女人的照片的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和“操作物体”关联的大脑区域在看半裸照片时显着活跃。另外一个实验发现当男人有包含敌意的性差别主义 (hostile sexism)，在看衣着暴露的女人时候，他们的内侧前额皮层（负责和他人有关的思想）没有明显活跃。恶性的性差别主义可以来源于对女性的物化。 某种程度上，不把人当人，作动物观 (animalisation)，作机械观 (mechanisation)，作物体观 (objectification)，人的差别对待得到了合法化，形成比较极端的歧视行为。 威胁感 另一个可以支配偏见、歧视现象的根源是威胁感。通常在感受到具体或象征性的威胁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产生敌对的行为，攘外，排他。这点在美国和欧洲的右派对于叙利亚移民的排斥上非常明显。 基于威胁感和歧视之间关系的心理学说有很多，不一一展开。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gagement theory）认为人们对于死亡、消亡最基本的恐惧会危及到自尊，而本族的文化传承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焦虑。所以人们对支持、认可本族文化的人积极对待，对威胁到本族文化的人则持负面态度。整合威胁模型(integrated threat thoery)把群际威胁分四类：现实威胁 （realistic threats），象征威胁（symbolic threats)，负面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ing）和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iety）。这次叙利亚移民所带来的威胁感除了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移民和西方各国在价值观，文化，信仰，社会准则上的不同，对西方半身的文化和价值产生了威胁，人们开始担心伊斯兰文化会将西方文明吞噬，使欧洲不可逆转地伊斯兰化。这样抽象的威胁感可以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自动地产生对穆斯林移民负面歧视。 威胁感甚至可以基于人们为避免疾病而进化的心理机制。因为疾病可以通过和病毒携带者的近距离接触传播，所以进化过程中人们可能对和病毒有关的任何行为线索变得异常敏感，并自动产生负面评价和缩避行为。试想下如果你在公交车上身边有个人猛烈咳嗽，打喷嚏，你是不是下意识反应是嫌弃、避开？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样排斥的机制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有助人类生存的，人们会将这样的心理行为机制应用于陌生的、可能产生健康威胁的他族。 Navarrete et al. (2007)发现女人在孕期较早的阶段（这个阶段胎儿对疾病最脆弱）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害怕外国人的特征。 另一方面，对同性恋的歧视经常和道德“不洁”(moral impurity)联系在一起，具像化的研究认为道德不洁通常和生理上的不洁，肮脏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为什么“肮脏”可以形容客观环境也可以象征性地形容人和关系）。de Zavala et al. (2014) 让一些被试想象借手机给一个同性恋男人，另一些被试想象借手机给一个异性恋男人，之后让被试从一群小礼物中选择一个带走。而想象借手机给同性恋者的被试大多数挑选了消毒手巾……对疾病、生理污染的恐惧无意识地造成了细微的群际差别性对待，在某些情境下可以更严重地表现为排斥，比如说早期黄种人移民被西方人视为身体生理上的他者，视为野蛮、肮脏的“蝗虫”，这样的印象足以转化为对黄种族群的普遍排斥和歧视。 References Bain, P., Park, J., Kwok, C., & Haslam, N. (2009). Attributing human uniqueness and human nature to cultural groups: Distinct forms of subtle dehumaniz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2(6), 789-805. Billig, M., & Tajfel, H. (1973).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similarity in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 27-52. Cikara, M., Eberhardt, J. L., & Fiske, S. T. (2011). From agents to objects: Sexist attitudes and neural responses to sexualized target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3(3), 540-551. de Zavala, A. G., Waldzus, S., & Cypryanska, M. (2014). Prejudice towards gay men and a need for physical clean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4, 1-10. Goff, P. A., Eberhardt, J. L., Williams, M. J., & Jackson, M. C. (2008). Not yet human: implicit knowledge, historical dehuman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2), 292. Harris, L. T., & Fiske, S. T. (2006). Dehumanizing the lowest of the low neuroimaging responses to extreme out-groups. Psychological science,17(10), 847-853. Levine, M., Prosser, A., Evans, D., & Reicher, S. (2005). Identity and emergency intervention: How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and inclusiveness of group boundaries shape helping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4), 443-453. Navarrete, C. D., Fessler, D. M., & Eng, S. J. (2007). Elevated ethnocentrism in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8(1), 60-65. Wohl, M. J., & Branscombe, N. R. (2005). Forgiveness and collective guilt assignment to historical perpetrator groups depend on level of social category inclus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2), 288. 更多讨论，查看 知乎圆桌 · 偏见、歧视与不公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