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用户，在野武将 这里可以展开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讨论一个方面：宋代的专营某种意义上是和政府与商人间的一种合作，并不全然是零和游戏；当然，更不能粗暴地归纳为阻碍或促进了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的总体经济而言，这些局部政策的作用力就更小了。 下文以茶法为例，着重讨论宋廷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当然，宋代茶法本身变动很大，只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断面——大概是北宋中的情况。 由于宋夏战争，宋廷需要在边境驻扎军队，这就需要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直接征集百姓来运输粮草的话，成本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做一件事情，最后都落实到胥吏的手上，对于百姓来说他们毕竟是“官”，权力在手，作奸犯科的空间很大。结果折腾了半天，粮食只运了一点点，老百姓的牛死了几头，甚至出了人命，对于政府来说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对于政府来说，更加有利的做法是承包给商人——也就好比今天的运输队，他们有自己的人手、牲畜。因为是专业的，不仅效率更高，也就避免了扰民的问题。 这些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去，政府就要支付给他们报酬。报酬可以以货币方式直接支付。但是对于宋廷来说，这样成本也太高——为什么呢？无论货币还是实物，毕竟来自于税收，政府为了获取这些税收又要派人去收税，又会给一些税吏额外的作奸犯科的机会——大家就会说悍吏来吾乡了。于是政府开动脑筋，就采取了以下办法：以茶叶的专卖权作为报酬，来支付商人的运输工作。由于茶叶只能由政府来卖，卖茶的利润很高，政府把获得这些利润的机会作为报酬支付给商人。这样政府省去了中间运作的成本，商人获得了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省去了茶叶贸易的风险。 直到这里，确实是双赢的。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茶叶专卖，本来就是政府与商人合作中的一个环节。 某种意义上，宋代政府能委任给商人的时候尽量就委任商人。按理说，政府可以把茶叶集中到京城来，商人运送完粮食以后就到开封领茶叶，然后出去卖。但对于政府来说，把茶叶运到开封也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要下派各级官吏，征发农民甚至牲畜来搞搬运，到了基层以后强势的家族估计又太派给弱势的人家，本来穷困的人家摊上了这苦差事，路上再死了牲畜出了差池，之后或者逃亡，甚至家破人亡了……对政府来说，来年的税收就要受损失。所以征发老百姓的事情，政府能不自己做就不自己做。老子书说无为，儒家书说爱惜民力，不伤农时，其实都是深刻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言归正传，宋廷为了避免自己来搞运输，就采取了另一套办法：在开封发给商人凭证，让他们自己去东南产茶地领茶叶。这样对于商人来说就更加有利了。这个过程其实也促进了长距离的贸易。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从西北边疆到东南茶场，几千里的空间范围，活跃着大量的商人，运送着数以万斤计的货物，这是怎样的规模，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然而，商人一旦垄断了茶叶与军粮的运输，就会产生问题。 这个过程大致说是这样的：战事越紧，边境需要的粮食就越多，政府就必须抬高运送粮食的报酬，鼓励商人多送粮食去边境。同时，由于商人是自己去产茶地领茶的，他们又熟悉茶叶的好坏，往往又可以压低茶叶的售价。于是，粮食越来越贵，茶叶越来越贱，政府让出了大量茶叶的交易权，边境只获得了很少的粮食。这样，政府只能卖更多的茶叶贸易许可证……由于许可证卖得太多了，产茶地一年都产不出这么多茶叶，于是拿到了专卖权的商人没有茶可以领，他们只能在那里等新茶收获。恰恰因为商人滞留在东南茶场，边境就更加没有人运粮草了。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于是政府就不得不改革茶法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国家是相对被动的，而专卖体制下的商人是相当活跃的——他们始终可以以运送尽可能少的粮食，获得尽可能好的茶叶。非常遗憾的是，关于这样的商人及其家族，我们掌握的史料太少了。 某种意义上，有宋一代，对于税收的运用是比较节制的。茶酒等的专营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税收对于基层的过度介入，通过与商人合作，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然而，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军费开支的不断上涨，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政府就必须实行政改，寻找新的平衡点。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一种极端化的体现，政府原则上放弃与商人间的合作，全面介入贸易领域，谋求收入最大化的可能。同时，南宋的茶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极端体现，即商人彻底放弃与征服之间的合作，以武装走私谋求利润空间。但总体上，在更多的时候政府与商人之间可以找到平衡点，以联合的方式各自谋求利益——当然，随着军事压力的不断增加，这种平衡在晚宋也许变得非常艰难。 北宋盐、茶、酒的专卖，研究积累非常深厚，题主可以稍稍检索一下。上文中主要引用了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尤其是其中榷茶收入的部分。另外，关于边疆运粮，有一本很好的书：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豆瓣)。 当然，题主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面向，就不展开了。我补充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宋代税收、财政的史料，追索文人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就会加深宋代积贫积弱的印象；另一些时候，读另一些经济、生活的书写，感受文人对早先生活的回忆，出于某种情愫，我们又会把宋代想象得异常繁荣。结论虽然截然不同，动因却是相仿，都是一种民族自豪的观念，或者因为宋朝不能满足之，而将之视为贫弱的歧途；或者，因为宋朝可以佐证之，而将之视为繁荣的典范。一言以蔽之，都是先入为主的印象。通过这个回答，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抛开这些民族自豪的观念之后，我们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政府，和他所在的经济社会？我固然不能免于一切的成见，但我至少看到了一个理性克制的政府，尽管她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我想，对于面临经济问题的政府而言，或可以有一种借鉴的意义。 更多讨论，查看 知乎圆桌 · 纵横经济史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