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这幅苏轼的书法鉴定不了真假，除了问苏轼本人，还能怎么办？ 翁昕，艺术经纪人；专栏《不艺术不幸福》；微信公众号：artalkweng 根据我的理解，题主问了三个问题： 1， 一件艺术作品的真伪鉴定权在谁？ 2， 如果真伪无法确定会怎么样？ 3， 如果真伪无法确定，怎么办？ 一如既往，我给出简单版本和详细版本的答案： 简单版本： 1， 艺术家还活着就归艺术家。艺术家死了以后归其亲属，再次之则是相关友人，相关鉴定机构。 2， 真伪无法确定的话就会是长期的糊涂账。扯不清。 3， 不怎么办。买卖自愿，风险自担。 详细版本： 1， 鉴定一件艺术作品的真伪，涉及到这件作品相关作者的独立于著作权的另一项重要权利：精神权利（Moral Rights），通常来说包括作者对作品的署名权、识别权及保持作品完整的权利。公认的较早提及精神权利的文件为 1928 年修订后的《伯尔尼公约》（中国在 1992 年宣布加入《伯尔尼公约》）。该公约第六条之二第 1 款提到： “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保有声明其为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其他损害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我随便拿了一件作品，谎称其为某艺术家所作，就等于侵害了作者对作品的署名权，此时，作者可以行使自己的识别权。该公约还声称：“根据以上第 1 款给予作者的权利，在其死后应至少保留到作者经济权利期满为止，并由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本国法所授权的人或机构行使之。”也就是说，精神权利应当同其他权利一起，转交给继承人。比如陈逸飞的作品去问陈逸鸣，李可染的作品就找李小可。以此类推。如果艺术家的亲属全都过世了。没有人继承精神权利，那么就要看谁靠谱了——事实上，谁都不太靠谱。找朋友吧，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确定。至于第三方鉴定机构，2011 年，一直以来被视为权威的“安迪·沃霍尔鉴定委员会”宣布解散。说来说去，尽管艺术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故意把自己的作品说成伪作，但到头来还是艺术家本人享有最重要的识别权。 2， 当一件作品无法确定真伪的时候，只要不涉及交易，其实问题不算很大。举个例子，我拿张纸，随手写两笔，说这是苏东坡真迹，会有什么麻烦吗？听到的人可能付之一笑，说这个人脑子有病。不会有人和我较真。但如果我打算真拿了一件东西，说这是苏东坡书法，并且要拿到市场上卖。就会比较麻烦了。例如就在最近的 2013 年 9 月，刘益谦从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回苏轼《功甫帖》，结果去年年底，12 月 21 日上海博物馆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书画鉴定专家向媒体透露了他们对《功甫帖》的研究结论，从运笔、印章、来源等多方面加以考证，认为苏富比拍出的《功甫帖》系晚清时期“双钩廓填”的伪作。紧接着，苏富比拍卖公司作出回应，说我们这个是真迹啊。然后也贴出了他们的鉴定报告。随后，购得此作的刘益谦也三度出面表态，人多嘴杂，整个事情越来越乱。到头来，最干脆也最不现实的办法就是：把苏东坡找来，问问这个是不是他写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尽管艺术家本人有各种原因可以做伪证，但总的来说，艺术家本人依旧是相对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与其猜疑艺术家鉴定的真伪，不如踏踏实实问他来得实在。 3， 既然终极的真相并非那么容易接近，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在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我已经表达了“作为一个看客其实真伪都对咱们无所谓”的态度。毕竟又没从自己身上掉钱，要是也忧心忡忡，那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如果我想买，但是不知道真假，大不了不买就是了。这也是拍卖公司的姿态：我没逼你买这个东西噢。我在拍卖之前把东西拿出来展览，甚至让你拿着看。也告诉你我们不包真假噢。也就是说，你是否愿意在明知道可能是假的情况下，依然掏这个数来买？正所谓“有钱难买我愿意”。想明白这件事，整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举个例子，比如我和女儿去逛潘家园古玩市场。女儿看中一个瓷瓶，非常喜欢。卖家要价 500，我知道这玩意是假的，但是宠女儿，就当买个玩具，可能就买了。女儿开心，我也开心，潘家园商贩也开心。整个事情皆大欢喜。多年以后，女儿长大，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儿时和父亲一起出去玩的快乐记忆是真的。这些都比这个瓶子是真是假要重要得多。 最后的最后，退一万步说：仔细想的话，就算这件作品是真的，一张画，把上面的颜料、画布材料全算上，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它偏偏卖得那么贵。我们在从兜里掏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真金白银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并不应该是值得不值得，而是喜欢不喜欢。如果自己真的够喜欢，够愿意，那么价格，真伪，全都不是问题。收藏的画，就像自己的孩子，哪怕他生的不俊美，人格不崇高，叛逆，学习不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但他是你的孩子，你是否仍旧会毫无保留地爱他呢？如果是，那前面那些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