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考上大学了，我想谢谢几百年前的进士老乡们 杨阳，重度数据收集癖，香港爬山的科研狗 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历史制度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比如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2002 对于非洲的研究就表明，欧洲人在殖民地建立的不同制度对于当代非洲的经济发展有严重的影响。同时，Melissa Dell 2010 对于秘鲁铜矿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区的很小范围内，清晰的制度边界也可以带来长期经济发展的差异。 那么这种『持续效应』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在发挥作用呢？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首先，就是通过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有学者认为，父母通过将自己的基因和具体的养育行为将自己的人力资本传递给了下一代。Botticini and Eckstein 2012 就指出，犹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知识和教育的尊崇使得人力资本的『纵向传递』得以实现。 另外，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传递可能并不是唯一的渠道。通过塑造一个人的信仰和偏好，制度本身可以孕育出特定的文化，而文化是可以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王朝史中，科举考试制度是不能忽视的一项制度创新。科举作为一项国家级别选拔人才的体制，存在了近 1300 年（607-1905）。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精英官僚体制用以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科举本身给许多寒门子弟提供了社会阶级流动的条件。另一方面，根据 Bai and Jia 2016 的研究，科举的废除也加速了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消亡。 那么科举制度虽然被废除了，这种制度是否在今天仍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散点图。 这张图的横轴表示了明清两代各个府县的每万人进士数，纵轴表示了 2010 年对应地区的平均教育年限。通过该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两者在整体上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同时，相关 t 检验也证明了两者之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 而换一个角度，我们从地理分布上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在进士密度越高的地区，当代的教育水平也相应越高。 但是仅仅依靠这两幅图，我们只能得到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并不能够做出我们需要的因果推断。因为这种相关关系有可能是受到共同因子驱动的，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就可能同时影响着过去和现在的教育产出。 为了控制这些可能造成这种『虚假相关』关系的变量，作者在基准模型中分别控制了经济因素、科举配额、地区虚拟变量、移民、教育基础设施、内乱以及地理因素。 由于科举应试的准备过程通常很漫长，因此对于教育的投入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么经济因素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以忽略的。同大多数经济史文献一样，作者使用了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来代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程度，这种代理在本专栏之前提到的很多篇文章中都有相同的使用方法。同时，作者也使用了 GAEZ 农业适生性指数，计算了每个府县的农业潜在生产力，作为另一种经济繁荣程度的度量。 为了确保进士获得者在地区之间的平衡，明清两代规定了在乡试中实行分省定额，并在会试中实行分省录取。作者同样控制了这些配额发挥的作用。 同孟母三迁的故事一样，一个地区过往考取进士的人数多，那么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高考移民』，作者因此去除了样本中出生地和生源地不同的一部分进士（1370 名，占总样本的 2.65%）。 历史上在科举考试中表现较好的地区往往也会有更好的教育基础设施，比如私塾和书馆。为了避免这类遗漏变量的影响，作者分别使用了私人图书馆数量、书院数量、以及 1907 年『新式书院』的数量来考察历史上的教育基础设施并加以控制。 在基准回归中，作者使用线性模型考察几百年前的进士密度与当代教育年限的关系。 通过上表的回归结果，作者发现明清两代每万人中进士的人数每增加 1%，会使的当代相同地区的平均教育年限提升 3.3%。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识别因果关系，作者使用工具变量来验证科举与现代教育的关系。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仅仅熟读四书五经是不够的，考生还需要掌握最新的官方四书五经注解（比如各种章句、集注等）。在我们样本中的 248 个府县仅有 19 个官书局，而这些官书局承担了超过 80%的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这些官书局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这些印刷中心大部分分布于东南，这些地区水网密布，书籍的主要运输方式也是采用廉价的水路运输。但是在中国北方，由于水网却相对稀疏，书籍的运输成本较高，因此书籍的售价也较南方高很多。因此，作者使用一个府县距离印刷中心的最短水路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这个距离与科举参考书的获得难易度紧密相关，另一方面，这些印刷中心随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一系列近现代印刷出版巨头的兴起，早已不再发挥其原有的作用，与当代的教育年限无关。因此作者使用这一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 使用工具变量法得到的结果表明每万人中进士的人数每增加 1%，会使的当代相同地区的平均教育年限提升 6.6%。这一系数是 OLS 结果的两倍，表明由于可能的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内生的进士密度可能低估了科举的对于现代人力资本产出的长期效应。 那么，科举的这种持续效应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发挥作用的呢？作者分别验证了前文提到的两种理论假设。 首先，是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为了验证科举的持续效应是否是通过知识精英家庭内部的传承，作者使用 2005 年中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建立了四个代表这种传递模式的变量，父、母教育年限和父、母双方先辈中考取进士的人数（基于同一个府县同姓族人拥有共同祖先的概率很高，作者使用了以姓和祖籍匹配历史进士的方法来确定祖先中的进士人数，并且使用该姓氏在现代当地的人口数量计算进士密度）。 作者发现，在加入代表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变量后，不仅祖先中的进士人数与现代的人力资本产出高度正相关，父母的教育年限也呈现出这种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之前的变量进士密度仍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是作用有所降低。这表明这种代际传递很重要，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科举的持续效应。 针对『崇尚教育』的文化这一渠道，作者使用 CGSS（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2006 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对与教育相关的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你认为什么事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你认为政府是否应该把支出主要放在教育事业上』等来确定一个地区对于教育的尊崇程度。作者发现，历史上考取进士越多的地区，在当代对于教育的推崇程度也越高。 当作者将代表重视教育文化的变量加入回归后，原本显著的进士密度变量失去了显著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文化使得人力资本的具有持续效应，作者又使用 CEPS（China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数据，其对北京 15 所高校的 4711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由于这些学生来自全国的各个省，在控制了高考成绩，并进行同校、同专业、同年入学的组内对比后，作者发现故乡进士的密度与学生的 GPA、CET-4 以及获取更高学位的意愿和实际录取率高度正相关，还与逃课行为负相关。 综上所示，作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当代的人力资本产出具有持续效应，这种持续效应是通过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和对于教育尊崇的文化传承来发挥作用的。 Reference: Chen, Ting, James Kai-sing Kung, and Chicheng Ma. 2016.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orking Paper: 1–51. - 完 -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