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郎，写字阅读看电影 阅读原文 《怒火·重案》最后，谢霆锋问甄子丹“如果你去追可乐，我们的命运会不会调过来?”这一刻触及了这个人物一直秘而不宣的核心层面，为他的乖张与狠戾打上了神秘的命运的柔光。 在 2003 年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神秘河》里，也有一句类似的问话，“如果是我上了那辆车，结果会是怎么样呢?”这句台词让《怒火·重案》具备了与《神秘河》等同的悲怆感。 在香港动作电影的江海里，翻滚起一股命运偶然性与必然性毫无规律可以遵循的潮汐。 拼塞在作品里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暴力，有了更为幽深的心理上的疼痛感。 《怒火·重案》这个片名就张扬着类型上的火药味，本片的动作场面尤其诠释了怒与重的化学反应。 可是在动作电影的语序里，再好看的动作，本质上也是暴力，只有动作的原因，才是将暴力合理化甚至是正义化的化学药剂。 在面对关键性情节这一点，《怒火·重案》避开了正面而来的矛头。 《怒火·重案》是双雄设置，这种设置的前提是，两者的立场是对立的。在《怒火·重案》一开始，邦主就受到了上司和巨贾联手拖下水的诱迫，这和中段阿敖被利用、被抛弃的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本应该是同一阵营的人。 但作品里大杀四方的两方，恰恰是本应该站在一起的邦主和阿敖，转折点就是那场轻飘飘法庭做证戏。 这当然是创作者的一种现实性选择，避开阿敖，站在邦主一方叙事。 这样一来，固然避开了可能的风险，可也带来了其他的困扰，比如不得不将主角从阿敖置换为邦主，不但怒火这一片名旁落，还将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简化为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将重案偷换为私刑。 所以，《怒火·重案》一直以一种扭曲姿势进行叙事，比如阿敖和他的团队应该是一群死士，都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仍选择快意恩仇，飞蛾扑火。 所以，阿敖不应该是又邪又恶的悍匪头子，公子等人也应该是自杀，而不是被阿敖所杀，这是几人之间的默契，也是他们豪气干云的决绝和命如飘蓬的悲剧性的一体两面里，暗藏着的那种自毁的气质。 尤为可惜的是，作品在一个宏大开端之后，就忙于修补这种宏大必须用窄门去讲述所带来的漏洞。 用来修补的方式，也是港式动作电影惯用的连绵不绝的暴力。这是影片好看的一个原因，也是使得作品最终流于平庸的原因。 毕竟，作品还有走得更远的可能。 比如，邦主的设置是港片里常见的暴躁警察，阿敖的设置也是港片里并不鲜见的悲情枭雄。 但当暴躁警察在解救老婆时，有冲飞虎队开枪的镜头。阿敖等人也在影片开始不久，大规模猎杀了昔日的同袍。 这些在仓皇之际，从不同角度射出的子弹，揭示了一个凄厉的真相，正义很可能是在公平缺失之后，一个顺手抓取的漂浮物。正义的组成成分里，镶嵌了很多非正义的石子。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