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耗，我有屠龙之术，欲翻流云起舞；我有苍茫之志，欲煎七海成田； 阅读原文 哈，看到这个问题，我居然脑中马上冒出了一堆答案..... 而这一堆答案，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名词范畴——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当然，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名词——应用性研究（applied research） 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年，我博士一毕业就去了企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不想继续做基础研究。而之所以不想继续做基础研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往往离我们生活太远了，我甚至都无法让我爸妈理解，我博士期间盯着一个蛾子研究了 4 年，还维持很兴奋，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粗暴一点总结，大部分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填补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而应用性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人类的某一种具体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企业都只做应用型研究，而基础研究往往主要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开展。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已看到题目，我脑子马上蹦出了基础研究这个词。但是，虽然从现实层面来看，应用性研究好像确实更有价值，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很多应用性研究的底子，都是从数十年前的基础研究中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应用性研究。 下面就到了讲故事时间了，作为一个生物人，当然要给大家提一提，绿色荧光蛋白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和水母的故事。 1962 年，一个神奇的现象，引起了日本研究人员下村脩的兴趣，为什么有一种水母（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Aequorea victoria)）会在晚上发光？随后，在他的推动下，他的团队在水母体内发现了冷光蛋白质水母素与绿色萤光蛋白，以及编码它们的基因。绿色萤光蛋白是一个由约 238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从蓝光到紫外线都能使其激发，发出绿色萤光。整个发光过程，需要这两种蛋白的配合，且这个冷光蛋白质与钙离子（Ca2+）可产生交互作用。 谁能料到，就这样一个在当时看上去平淡无奇，离我们生活很远，甚至在中途因为无法获取足够得研究经费一度被放弃的研究，却在其它研究学者的持续改良下，在几十年后彻底重新定义荧光显微镜，并且被做成了经典的分子生物学追踪体系，让很多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比如把绿色萤光蛋白基因克隆到其它模式生物上进行表达，由于其发光的特性，常被用做报导基因（reporter gene），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含有特定成分的细胞在体内进行追踪，比如我们想要了解神经系统的发育途径，就可以通过大脑中出现荧光的顺序来获取信息。而这些应用性研究的结论，又最终被用在医学上，使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获益，所谓天道轮回，有没有感觉到很神奇？ 当然，2008 年 10 月 8 日，发现 GFP 的下村脩、后期改良 GFP 的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和钱永健也因此，在 2008 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当然类似的科学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当年花费 30 亿美金，由 6 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齐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当时看来，无疑是跟大众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研究，却在今天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比如，通过基因组比对，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突变与疾病的产生有相当的关联性，一些完全不抽烟，但患肺癌基因风险较高的人群，肺癌的患病率却比有些基因风险较低的重度烟民高出 40%。 而现在的基因测序成本，已经降低到全民都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自己的基因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基因层面的风险，从小就开始针对性的注意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从而极大的降低未来的患病概率呢？ 人均 120 岁的目标，说不定真的能在 21 世纪实现！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