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心病狂刘老湿，会讲点儿故事，略懂点儿历史，稍有点儿意思。 阅读原文 东汉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其中益州、荆州、扬州三州位于南方，在唐代以前都属于较不发达地区，地广人稀，辖区广大。而自汉末三国以来，六朝偏安江南，基本上都以荆州与扬州为自己的基本盘，正所谓是“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1]。 不过由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的特殊格局，荆州与扬州之间的关系却谈不上有多和谐。东晋开国之后没过多久，王敦之乱就掀开了荆、扬对抗的序幕。此后两百余年，荆、扬二州频繁冲突，一国之内战火不断，而荆州处于长江上游，有地势之利，在早期的荆、扬之争中往往能够力压首都所在地的扬州。可等到南朝中后期，荆州被一再分割削弱，就再也没法重现往日荣光了，反而在荆、扬之争中处于弱势，这其中各种纷乱，聊起来颇为有趣。 话说东汉末年分三国，有一个诸葛孔明在草庐里画了一个圈，跟刘备讲荆州这个地方日后一定要捏到手里，这里“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2]。此后吴蜀两国围着荆州大打出手，最后孙吴不惜背刺关羽，总算是把这个地方给拿了下来。 对偏安江南的六朝政权而言，长江附近山多水多，平原相对较少，而且大多集中于沿江一线。因此这些政权所占据的土地面积虽然看着挺大，可能开发利用的，却并不是很多。所以长江不仅是他们天然的屏障，更是这些国度的精华所在。荆州占据了长江的上游，假如控制在别人手中的话，万一哪天双方反目成仇，那么对手就可以顺流而下，直取要害。所以控制荆州，则扬州自然安全；失去荆州，则扬州必然危险，这几乎已经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人的共识。 更要命的是荆州地处交通要害，乃是南朝与北方对抗的军事要冲，清代大儒顾炎武有言是“荆、襄者，天下之吭……无荆、襄不可以国”[3]。在淝水之战前夕，桓冲以地势阻挡秦军顺流而下，为下游的谢安创造了与苻坚对战的有利条件，充分说明了荆州在维护六朝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重镇，就必须要用精明强干的重臣来驻守，而这位重臣精明强干，又手握重兵，那么也就自然不肯久居人下。偏偏东晋南朝乃是门阀政治的高潮期，皇权衰落，因此荆州方面与朝廷之间又难免摩擦，所以在东晋一朝，镇守荆州的重臣动不动就要打到建康去——太兴四年（公元 321 年），晋元帝试图重振皇权，发奴为兵，引起了出镇荆州的王敦不满，王敦顺流而下，兵锋直指东晋首都，石头城守将倒戈相迎，晋元帝最后被逼得说出了“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琊”[4]的丧气话，可谓是丢尽了面子。 不过门阀政治这种东西，讲究得就是大家世族在弱势皇权下搞平衡。王敦虽然大获全胜，然而其后方并不稳固，他又没有能力顶住其他门阀的压力登基称帝，因此他没过多久就又回到了武昌。之后他“多害忠良、宠树亲戚”[5]，稳定了后方之后试图再次与下游一争长短，可惜由于身体原因，在太宁二年病逝。这之后荆、扬之争接连不断，占据了上游地利的荆州重臣大多吸取王敦的教训，着力巩固后方，待时机成熟时再一鼓而下；而下游的扬州则发挥自己的中央优势，或是出镇人选上做文章，或是在管辖范围上下功夫，试图以此来限制上游实力。 可问题在于人是会变的。正所谓“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6]——人怀利器，必起杀心，你手里捏着个锤子，看谁都像钉子。所以就算是陶侃这样的出身寒微、恪尽职守的老实人，在出镇荆州之后也曾有过挥军东下，诛杀东晋朝廷任命的郭默并传首建康这样的举动。 凭心而论，郭默被杀，主要是由于他擅杀原江州刺史刘胤，引起了陶侃不满。可问题在于朝廷后来默许了这事啊！你陶侃既不是皇帝，又不是宰相，因为看不惯郭默擅杀刘胤就弄死了郭默，让朝廷怎么想？然而在陶侃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朝廷也只好装聋作哑，干脆让陶侃都督八州诸军事，任荆、江二州刺史。好在陶侃这人政治野心不算太大，这之后没做出过什么太出格的举动，总算是把这事给翻了篇。 所以对东晋乃至日后的南朝而言，上游诸州的出镇将领始终是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你说分权削兵吧，实在不靠谱，因为上游是与北方对抗的重点区域，只要来自北边的军事压力一大，就得放权增兵，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就得让位于国外军事矛盾。你说找个放心的将领过去吧，一来这样的将领不是什么时候都找得到的，二来就算是所谓的“自己人”，你就能保证他不动别的心思吗？桓温怎么样？南康公主的驸马，可后来还不是整合了上游力量干预朝政，甚至废立皇帝吗？ 所以等到了刘宋一朝，削弱荆州的政策就开始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统治者开始任用宗室子弟掌控上游，并“分置荆湘”——把荆州治下的十个郡拿出来，设置了湘州。然而咱们前面说过，一旦北方的军事压力增加，那么南朝就必须整合上游势力来与其进行对抗，因此刘宋早期荆湘二州数次分合：义熙八年（公元 412 年）分、义熙十二年合、永初三年再分、元嘉八年再合、元嘉十六年再分、元嘉二十九年再合……直到孝建元年也就是公元 454 年之后，湘州才算是彻底从荆州脱离了出来。 实际上，荆湘之间的分分合合只是扬州方面绞尽脑汁想要削弱上游实力的一个缩影。最根本的举措还是在于转移军事重心，元嘉二十六年，宋文帝从荆州割掉襄阳等五郡，置雍州实土，逐渐将其建设成了“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7]的军事重镇。南朝在雍州地区吸收了大量从北方流亡而来的士人，常年的军事冲突使得雍州地区形成了彪悍的民风，最后形成了“荆州本畏襄阳人”[8]的奇妙格局。上游想要发动政变，向下游开刀的难度大大增加。而即使这样，皇帝们还是不放心——建孝元年，都督荆湘雍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任荆湘二州刺史的南郡王刘义宣举兵造反，结果由于事情败露、未能整合好上游势力就匆匆起兵而被宋孝武帝平定。这之后孝武帝在建孝元年再次“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9]。军事重心的转移与对上游的不断分割，最终使得原本一家独大的荆州在萧齐时期变成了荆州、湘州、雍州与郢州数州，上游再也无力与下游进行对抗。然而其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一旦北朝对其施以巨大的军事压力，那么一盘散沙般的上游势力就会分崩离析。正是“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10] To 分 or not to 分，对六朝统治者而言，这永远是一个问题。到了萧齐时期，淮南之地已经尽为北朝所有，其战略空间被一再压缩，而北魏孝文帝又虎视眈眈，三度南征，将新野等五郡纳入囊中。此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上游雍、荆等地区也曾被短暂地整合过一段时间，此后南朝朝政动荡，齐明帝篡位后大杀宗室，“二子在孩抱，亦见杀”[11]，出镇雍州的萧衍抓住有利时机，整合上游势力，一鼓作气代齐而立，建立了梁朝。而后南朝逐渐势弱，上游的雍州常年被北朝牵制，在侯景之乱后国力又大减，等到南陈建国时，已经是连国内土著的日常骚扰都无法彻底解决了，荆扬之争也算是彻底告一段落了。 如何评价「八王之乱」？ 阅读原文
